电影《周处除三害》带来一个典故的再次传播：见于《晋书·周处传》和《世说新语》的这一故事，说的是晋人周处是招人嫌的浪荡子，被乡人与水中蛟龙、山上白额虎一起称为“三害”。后在别人怂恿之下，他下河斩龙、上山打虎，除掉二害之后，发觉自身之恶，从此改过自新。

电影直接把这个故事拿来改编成“犯罪动作电影”，核心创意没变，呈现形式有变，蛟龙和恶虎在片中变成了通缉令上榜一香港仔和榜二林禄和，而位居榜三的“当代周处”陈桂林，则模仿晋人周处，想通过除掉前两害，达到青史留名的目的。在行为动机方面，电影和典故有微妙的差别，周处是在众人怂恿的前提下被动出发的，而陈桂林则是为了证实自身价值主动出击的。当然，两者因为终极目标相同，其行为动机的那点差别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电影中的香港仔身上有蛇的刺青，林禄和背后有鹰的刺青，这是反面人物的典型标志，而陈桂林身上也有两个鲜明的标志，一是手腕上戴的奶奶去世后留下来的儿童手表，二是眉骨处被香港仔用剃刀割出的伤疤，这两个标志其实已清晰地表达出创作者的意图：陈桂林不但备受老人疼爱，还有一颗童心，他的“凶恶”面相，是外部环境造就。可以说，经过这一番“洗白”，陈桂林已经大面积脱离了古典著作中对原型周处的定义，而有了别样的寓意。

用当下眼光来解读，“萌凶”的陈桂林，他的拳脚与枪支，所指向的已经并非他的刺杀对象，而是对自己所处环境与社会的一种反击与抗争。当地的帮派之恶，经由电影中发廊女程小美的遭遇折射，令人顿生厌恶；充满愚蠢、欺骗、邪恶的灵修骗局，则是人心空洞、失落、无望的表现，陈桂林对帮派头子、灵修大师和其死忠粉的大开杀戒，已经脱离了对个体的惩戒，而成为对整体的讨伐。这样的讨伐，使得电影的批判意义得以实现。

从片头到片尾，《周处除三害》都在表达陈桂林的自我净化过程：对程小美的解救、杀香港仔、识破灵修骗局、打电话给警察陈灰投案自首、狱中接受程小美的修面理发……随着情节每进展一步，陈桂林的心灵尘霾便被扫除一片。由此便不难理解，他被戴上手铐后面对无数摄像机会露出如此灿烂的笑容。因为通过这一连串的“大扫除”，他已经回到了正常人的行列，从秩序的破坏者变成了维护者。而影片令人震撼的段落，当属对灵修骗局进行揭示，陈桂林在受骗后接受所谓的“尊者”鞭打时的痛哭流涕，那确实是他最为接近洗心革面的关键时刻，痛悔与救赎也在那刻达到一个顶峰。不过，讽刺与荒诞的是，这样的彻悟，居然是由一个骗子集团所带来的。

《周处除三害》有着对“肮脏”与“干净”的反复类比，作为从“粪坑”中想要奋力跳出来的人，陈桂林几乎使用了能把自己洗刷干净的所有办法，影片留有不少细节来表现陈桂林对于“干净”的渴望，比如，对那枚儿童手表的珍爱，对程小美没有言说的爱意，对陈灰的服从与敬意，乃至伏法时眼神中的坦然，这些“大男孩”式塑造手法，最终让古典著作中的周处成了更具丰富性的当代陈桂林。

与其说观众是被这部电影所谓的“尺度之大”所吸引，不如说影片的内核更具感染人的力量，情节与人物，画面与音乐，这些都是在为影片的内核所服务。如果只看到影片中浅层的表达，而没有觉察到故事最内里的深沉，那么等于没有看见《周处除三害》的改编价值。这部电影的受欢迎，并非因为“噱头”，而是因为人对正义、干净、善良本能的向往。

用最温婉的歌（《新造的人》）来映衬最邪恶的恶，用最直接的报复来破坏与重建，这是《周处除三害》的亮点。同时，影片也存在情节转折方面的一些粗糙，比如陈桂林路过时恰好听见灵修骗局等，但这些缺憾没有给影片整体气质造成太大的影响，在观感的连贯性、表达的深刻性、寓意的延展性等方面，《周处除三害》都有不少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