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有两部与坠楼有关的电影亮相影坛，一部剖析了一地鸡毛的婚姻，另一部剖析东亚家庭的高压式教育。前者是收获全球280项大奖及提名的《堕落的审判》，后者是在刚刚落幕的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让导演卓亦谦拿下了新晋导演奖杯的《年少日记》。
10岁学童坠楼自杀，一个稚嫩的生命是被什么摧毁的？当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成为当下热议话题，社会新闻版面越来越频繁出现相关事件的时候，监制尔冬升和导演卓亦谦凭借电影人的这份社会责任感，用这部《年少日记》展现出这一问题。《年少日记》最难能可贵的是，它在关注具体问题的同时，也考虑到宏观的大问题，并且希望帮助受伤的人治愈自己。
电影《年少日记》的男主角是一位10岁的小男孩郑有杰（黄梓乐 饰），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全职太太，他的家庭在香港当地属于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的中产，看起来体面又美满，但这仅仅是“看起来”。实际上，这个家庭是一个残破不堪的结合体：正是因为律师父亲的精明能干，他认为家里的一切都是自己赚来的，对妻儿施加家庭暴力是家常便饭。他甚至认为养孩子就是一种投资，是玩游戏，一个号“练”废了就“练”另外一个。而母亲由于在家庭中缺乏话语权，她只能无条件地遵从“一家之主”。当孩子表示自己每天睡不好，希望可以去看精神科医生时，母亲直接拒绝了他，还责怪男孩贪玩。当男孩成绩太差要被留级时，母亲不仅没有关注和关心孩子，而是说：“如果我跟你爸离婚，一定是因为你。”
当一位10岁学童，每日面对高压式的教育环境和生活环境，他将产生什么样的心理——老师自以为是教育的话语，实则是对孩子的嘲讽；律师父亲的狼式鼓励，实则是一种热暴力；母亲看似关心的教导，实则是自顾不暇的埋怨……在精英家庭，父母的爱是明码标价需要高回报的，而这种家庭暴力、升学压力，还只是导演试图探讨的表层问题、具体问题，东亚家庭世代创伤和社会焦虑才是导演希望展示的深层问题、宏观问题。
电影《年少日记》不仅聚焦一个每日面对高压的学生，也是诞生于香港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我们的印象中，香港是一个房价高、加班多、人均住房面积小的城市。似乎生活在香港的每一个人都很忙、很卷。香港的房子单价极其昂贵，户型也非常小，以至于用“尺”作为计算单位。大家每日喜欢讨论的事情似乎都是关于数字：每个月赚多少钱，读什么学校、成绩怎么样，股票涨没涨。这样高压的现代化大都市，可想而知民众精神问题频发，自杀率居高不下。翻开香港的报纸或者资讯网站，每天都能在“港闻”一栏中，看到几宗自杀的新闻报道，还有翁美玲、陈百强、张国荣、李玟等大明星都因抑郁症轻生。根据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联同“生命热线”在2023年公布的数据，2022年香港每10万人中有14.5人死于自杀，自杀率为14.5，略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10.6。15至24岁的青少年自杀率从2014年的6.2急升至2022年的12.2，创下历史新高。
导演卓亦谦注意到，一方面是自杀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香港人又比较迷信，大家都不愿意去讨论一些所谓的“不吉利的事情”。于是他考虑到，“是不是不讲这样的事情，才是问题”。卓亦谦曾表示，过去的很多知名香港导演出道早，就是生活在有黑社会、夜总会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也习惯拍摄一些猛片、爽片。而他本人作为一位2012年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主修电影艺术的科班出身的年轻导演，他生活环境、生活方式都不同，关心的议题自然会有不同。他希望在入行以后，拍摄一些自己真正在思考和关心的问题，他的亲身经历，导致他希望将年轻人自杀这一议题进行研究和表现。
据了解，10多年前，卓亦谦还在大学读电影专业，某天早上班里一位同学突然跳楼离世，而事发前一晚，他还见过对方，却完全没有发现异样。震惊和伤痛之余，卓亦谦不停质问自己为什么看不到朋友的需要，是不是自己太不懂关心别人，如果那夜跟对方吃个饭、多聊几句，会不会就没事了。就在卓亦谦拿到扶持款准备拍摄《年少日记》时，他还保受情绪类疾病的困扰，他曾表示“我想每个人都有过抑郁的阶段，我在离世的友人身上仿佛见到了自己”。他也一直在思考，究竟是怎样的心理，能导致一个人选择放弃生命，遇到心理问题的人们又该如何自愈？
在这部影片中，他使用了日记这个媒介。日记承载了对当下和过去的记录功能，影片便是以小男孩郑有杰在过去的经历和郑老师现在的状态双线进行叙事，讲述这段成长。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有记日记的习惯，有些人不仅会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还会记录自己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变化，这就具有一定的隐私性。如果作者不允许，日记是不被允许被第二个人看到的。但是，几乎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过家长或他人偷看自己日记的经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本尘封的日记，让多年后的郑老师看到了这位小男孩是如何在畸形的家庭中成长，也许在小男孩精神崩溃之时，他的日记能早点帮助他完成与他人的沟通，就能得到他人的帮助。他的家庭创伤究竟如何疗愈，影片并未给出直接的答案，但通过记录和被看到，也许能找到自我和解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