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剧作上，《第二十条》运用大量电影细节真实呈现法律与人性、人情的矛盾，并根据具体法制细节挖掘戏剧冲突。

首先，电影中呈现了大量司法实务的情节，包括检察院与公安部门取证的对接，检察院公职人员对证人的保护以及相关程序等。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韩明在定罪标准上的坚持。韩明之所以认为被告人属于“正当防卫”是因为被告人行刺的位置与过往“基于泄愤而伤人”的案例中所体现得不一样。这里面涉及司法实务中定罪标准的认定即“两阶层犯罪构成体系”。在司法实务中，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定罪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深入挖掘戏剧冲突、设置悬念的可能性，在影片中则体现为“公安局能不能找到作为关键证据的刀”以及“韩明能不能成功将案件定为正当防卫”等等。

其次，在《第二十条》中，创作者通过挖掘我国法制中的细节创造强烈的戏剧冲突，甚至将人情与司法实践结合起来进行叙事，从而在人情世故与法制规则之间挖掘微妙的关系或制造巧妙的冲突，这种带有强烈本土色彩的“人情关系”使得观众能够更加感同身受、代入角色。比如韩明在处理孩子打架一事就“送不送酒”以及“把酒送给谁”做出了一系列拉扯，这种靠“送礼”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为我国观众广为熟悉的。但本片在处理这种“人情与规则”的选择问题时，做出了非常恰当的价值导向，这主要体现在情节中：韩明送礼后问题依旧没能解决，孩子依旧被公安机关立案。这种价值导向无疑是一种对“法制精神”的捍卫，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去引导观众思考“人情”与“法制”的关系。

将现实生活进行深度挖掘，并在相关专业的细微之处制造戏剧冲突。这是《第二十条》所体现出来的在叙事上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是它的“过人之处”。

在创作手法上，《第二十条》采用轻喜剧的电影手法，为严肃的法制主题增加了烟火气息。

“法制”或者说“实现法制进步”本身是个宏大且严肃的主题与社会议题，无数的现实案例已经告诉我们其中的复杂与艰辛。而春节档的影片往往更侧重于“合家欢”的气氛呈现，过于严肃的话题或过于艺术化的表达反而会成为影响票房收入的不利因素。这是由电影的商品属性、观影习惯与社会心理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第二十条》在创作上也采用了更易被观众接受的叙事技巧进行创作，而在保证观众“看得懂”的同时，电影又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价值观念的输出。

《第二十条》呈现了大量小品般的表达手法，用大量快节奏的台词，在嬉笑怒骂中塑造出鲜明的人物性格并完成剧情的推进，这些“喜剧技巧”的使用有助于观众在观影前期能以轻松的方式投入进影片中。但随着情节的推进，电影的悲剧性也被呈现出来：决定最后一次上访的张贵生在韩明与李茂娟眼皮底下被撞身亡，为了丈夫与女儿安危的郝秀萍跳楼入院……这些人这么做的原因都是由于第二十条的错误使用。但也正是这些“悲剧情节”的使用使影片在叙事结构与主题表达上能够更加饱满有力。

喜剧手段与悲剧情节的结合丰富了观众的观影体验，“悲”与“喜”仅仅作为一种手段而非一种类型或特征而参与构建影片。且悲剧情节的加入使得影片主题得到进一步凸显：如果法制不能进步，则会有更多的人遭受不公。这同样也为韩明最后人物弧光的呈现奠定了逻辑与情感上的铺垫，而铺垫意味着韩明的转变是伴随着中国法制的进步。

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第二十条》呈现了与之前同定位影片不一样的特质，它更加贴近观众的日常生活，呈现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怎样才是正当防卫。它在叙事上用各种艺术手段将严肃的“法制主题”宣扬出去。同时它明确表达了官方对正当防卫的认可与保护立场，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敢于见义勇为，社会方会更加美好。总体来说，《第二十条》在讲述了一个精彩故事的同时，完成了主旋律电影的功能性传达，并为后续主旋律电影，特别是法律题材、公检法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