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管虎导演的《狗阵》获得了一种关注单元大奖。华语电影上次夺得这一奖项，还要追溯到十八年前王超导演的《江城夏日》（2006）。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是管虎创作生涯中迄今为止“最好的电影”。

很多电影风格都已发展出厚重的传统，它们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评估模式。如今，在艺术电影的评估中，“分类”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批评者常会将影片划分到某一个领域，评判它对既有传统的借鉴与革新。这些传统不仅仅包括电影类型，也包括特定的风格范式与叙事元素。因此，当我们听到类似“最好的电影”的评语时，常常会追问，它在何种范畴中、何种意义上是“最好”的？

《狗阵》是一部电影节气质浓烈的作品。对于这类作品来说，无论是奖项还是批评，总是牵连着电影节系统所认可的艺术价值。《狗阵》的故事发生在避世的小城，聚焦于一则虚构的荒诞狗灾故事，以及一个沉默寡言、如临虚空的主角。但这部电影当然不是凭空而来，影片中许多风格与主题元素，在许多电影节作品中都有迹可循。本文将讨论两种与《狗阵》相关联的电影传统，这部影片继承了这些传统，同时进行了革新与转化，从而能够探讨当下的问题与情绪。

撰文｜陈思航

简洁的艺术

《狗阵》讲述了一个简洁的故事。彭于晏饰演的二郎刚刚出狱，他返回故乡赤峡后，难以在这个西北小镇适应新的生活。他正陷入迷茫时，警察邀请他加入打狗队，应对赤峡日益严重的狗灾。他发现与周围的人群相比，一只臭名昭著的黑狗更像是自己的同类，于是人狗之间渐渐生发出深刻的情谊。

电影《狗阵》剧照。

影片的简洁也体现在语言上，二郎始终沉默寡言，几乎没有几句台词，或许导演也考虑到彭于晏的口音可能与影片的空间和调性存在矛盾。《狗阵》风格上的省俭同样令人瞩目，我们常常需要沉思静态影像的意义，而不是应对动态的冲突。导演使用了大量固定机位的中远景别镜头和场面调度，让彭于晏迷茫地在空旷的戈壁与城市中行走，特写镜头与高速剪辑相对稀少。

《狗阵》显然可以归入国际电影节中相当流行的“亚洲极简主义”（Asian Minimalism）传统，美国电影史学家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在许多著述中梳理了这种传统。在他看来，自1990年代的大量亚洲电影都具有风格省俭的特征，它们的情感较为压抑，叙事的目标性弱，经常用简洁的长镜头呈现微妙的变化，旨在发掘人物行动的细腻内涵。这些特质都可以看作是主流好莱坞电影“极繁主义”风格的反面。

许多亚洲的电影创作者都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发掘过这种传统，包括侯孝贤、蔡明亮、贾樟柯、是枝裕和、北野武、洪常秀等等，当然还有上一位获得一种关注大奖的华语导演王超，他的成名影片《安阳婴儿》（2001）与最新的《孔秀》（2022）都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

电影《孔秀》剧照。

不同的导演都有自己的特色，他们会使用独特的方式，呈现极简风格的不同面貌。侯孝贤用精细的调度创造着往昔的史诗，洪常秀呈现着日常的细微变化，北野武塑造着富有冲击力的喜剧。这些影像可以用来引导观众个体的情绪，但当然也可以用来象征整个时代的氛围。《狗阵》同样使用了这类简洁的影像，而它展现的是一种苍凉。这种苍凉不仅是个体性的，也是时代性的；不仅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象征。

影片的叙事基调很明确，管虎在接受《时尚芭莎》的访谈中指出：“有时候你就突然发现社会上除了你们以外，还有另类的一群人，跟不上这时代，处处陌生。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比如从监狱里出来的人，有很多人是失语症。像二郎一样，就有点不爱说话。他们不是少数，电影有责任展现……那些所谓另类的，也是我们族群里的，我本人当年也是那样的人，所以觉得有义务（去表达）。”

二郎是叙事上的失落者，他的设定十分接近传统极简主义作品中压抑内心、目标暧昧的角色，但管虎格外强调了边缘人的意味，他不是洪常秀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也不是侯孝贤作品中的小市民，而是一个难以回归社会的出狱者。他离开了狭窄的监室，却被囚禁到一个更加巨大的监狱，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法理解、无法沟通、无法交流的监狱。在这样的世界里，他好像只能沉默。他抑制着自己语言和情绪，从而调动着观众们的情绪。

影片的风格也与叙事紧密结合。在克制的构图中，出狱者二郎被赋予了一种象征意味。拥有高挑身材、黝黑皮肤的彭于晏非常适合表演这个角色，他的行动在苍凉的空间调度里显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