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理性”的关系，一直是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母题，“疯癫”也可以置换为“疯子”“神经病”“神金”“狂人”“异类”“边缘人”等词。改编自郑执小说《仙症》，顾长卫执导，葛优、王俊凯领衔主演的电影《刺猬》，就是从一个异类的视角，讲述一个“疯子”的故事。

《刺猬》本质上是一个“理性”压迫“疯癫”、异类被最终同化的悲伤故事。在面对异见与不同时，我们往往选择以理性的名义进行打压，而非尝试理解和接纳。功成名就、成为“人尖儿”、不再口吃的周正，并没有获得预期中的幸福，电影由此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当我们试图抹平个体间的差异，迫使每个人都按照同样的模式生活时，实际上是在剥夺每个人的独特性和幸福感。

虽然《刺猬》讲述的是上世纪末新世纪初发生在东北的故事，但相较于小说，电影多多少少“去历史化”了。小说中王战团之所以疯癫，与动荡年代的经历有关。电影版本中这一背景被剔除了，王战团的性格和行为缺乏足够的解释和支持，未读过小说的观众或难完全理解王战团的性格形成过程。同时，由于缺乏与时代背景的更深勾连，电影主题表达背后的时代批判显得力度匮乏。

王战团为什么疯癫？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

周正这一角色固然能够展现出青少年的愤怒和叛逆情绪，但不足以让他融入到王战团所代表的那个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之中。电影轻描淡写了周正父母下岗的经历，但周正父母很快走出时代的伤痕，他们对周正的压迫好像只是为人父母的极端，而不是有什么时代后遗症，比如下岗让他们对读书改变命运有更深的执念。也由此，周正的“我不原谅”指向的是个体，时代反而隐身了，电影的结尾部分相较于小说显得平淡而冗长。

瑕不掩瑜，葛优演得实在太好。虽然“去历史化”了，但今日的观众并不难get到《刺猬》的核心表达。因为个人的成长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化”的进程，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个理性压倒感性、大众化压倒个性的过程。个人往往会被鼓励基于逻辑和实用主义的思考方式，逐渐取代孩童时期更为直观和感性的认知模式。与此同时，社会不断地向个体灌输主流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个体必须逐步学习并适应社会规则和文化习俗。因此，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个性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冲突和调和，“被卡住”是一种普遍性的人生体验。

“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这也许是一种奢望，有着一颗自由灵魂的王战团尚且被困住、尚且被迫逃出疯人院，更何况我们呢？但电影的意义也正在于这里，它挑战现有的观念和社会规范，鼓励我们去发现和思考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被忽略或避而不谈的问题，呼吁我们接纳不同、包容异己，一同反思或对抗那些以理性之名、以为你好之名的压迫性力量。电影的力量不必立竿见影，它能潜移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