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在全球范围狂揽280项大奖及提名，备受观众瞩目。其在剧本上的原创性，的确值得一尊奥斯卡奖杯。作为导演和编剧之一的茹斯汀·特里耶表示，自己是从女儿那里得到了创作启发，但影片并没有特意凸显孩童视角，亦淡化了明显的男性与女性视角，可以说，这是一部用巧妙方法避免视角过度代入的作品。影片最抓人眼球的地方，未倾向于视角讨巧（这是许多电影常用的手段），而在于编剧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冲突的突出能力。这些冲突以点连线，被按部就班地安置于一个经典化的戏剧框架里，所以这部影片看起来非常成熟、扎实。从创作的角度看，《坠落的审判》几乎满足了一个想深度表现生活深邃一面却无从下手的写作者的所有期望——哪有天生好看的故事可言，一切都是创作者苦心寻觅、灵感乍现、精心编织的结果。

《坠落的审判》中国首映礼

《坠落的审判》以强烈的悬疑片色彩开局：一个落满了白雪的法国山区，偏僻而干净，居住在此的一家三口，夫妻都是作家，孩子是视障儿童，在一位采访者因楼上音乐的干扰而不得不中止采访离开后，丈夫从阁楼上坠落身亡，坠楼原因成谜……影片成功地将死者是自杀还是谋杀这一悬念之弦，紧绷到了最后。以惊悚片的潜在类型骨架，支撑起一个家庭伦理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做法，不但容易赢得观众的注意力，也使得影片拥有了开阔的表达空间。

《坠落的审判》中有大量的法庭审理戏份，但它的类型色彩并不容易给人留下“庭审片”的印象。包括它鲜明的惊悚元素也让步于它对两性、婚姻、家庭、人性等方面的思考，故事只是一个好用的容器，来盛装创作者对于这些复杂问题进行抽丝剥茧式拷问的成果。影片几乎面面俱到地谈到了夫妻之间可能遭遇的一切问题：家庭角色的分工、家庭责任的付出比例、情感依附性的高低变化、个体能量在家庭内部的释放与遮蔽等等，那些经过戏剧化加工的情节、细节与台词，从银幕上剥离下来之后，与凡俗生活如此相似。

在法庭上播放的那段丈夫私自录制的夫妻吵架的录音，既是推动情节有力进展的高潮戏，也是对现实生活被推上一个焦灼点爆裂后无比真实的反映。即便面对如此真切的表达，面对这样一个如此生动、如此容易触发痛苦与焦虑情绪的故事，观众却很难悲伤起来。原因很简单，创作者模糊了悲伤的客体，在观影的过程中，紧张的节奏与气氛会让观众没有时间悲伤，而在观影结束后，如果不细细体会与琢磨，一时也难以找到寄托悲伤的载体与对象。

那个要上法庭做证的男孩是最孤独无助的，但即便是他，也无法成为影片悲伤情绪的落脚点。在家庭内部暴风骤雨般的冲突中，法庭审理让一切隐私暴露于桌面的环境下，男孩的感受是被碾压却又无法避免的。男孩被迫走上法庭，无法被阻止；坠楼的丈夫，命运无形中也早已被书写好，就像该片英文名另一个译法《坠楼死亡的剖析》那样，人性黑暗一面产生撞击后带来的创伤，必然会四处寻找一个出口，男孩的命运是这个出口，丈夫的坠楼也是。避免悲剧发生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让故事发生，不让角色相遇，但这根本不现实，因为每时每刻，相遇与故事都在发生。只是，是攀高还是坠落，很多时候全然不在人自身的掌控当中。

尽管茹斯汀·特里耶说自己的女性身份为她的剧本创作贡献了更为细腻、独特的视角，但在完整的故事与具体的角色中，观众显然可以看到她在不动声色的、以超越性别的创作态度，来平等地让角色自己发言，或者说，在故事展开之后，创作者的性别意识、性别定义与符号均消失了，一切都交给了真实。在真实面前，观念的偏颇荡然无存，于是观众可以看到：一个拿走丈夫写作创意的妻子，坦然地觉得这理所应当；一个嫉妒妻子才能的丈夫，成为阁楼上的怪人；妻子认为跟随丈夫离开城市搬到山野居住自己做出了巨大牺牲，而丈夫觉得过多的家务压榨了他的创作时间与精力……影片为这一切矛盾的产生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根源——因父亲没能及时亲自去接孩子放学，导致孩子遭遇车祸带来终身视障，为夫妻两人埋下了永远无法释怀的芥蒂。没有不可思议，一切都那么地合理，合理到让人感到冰冷与惊悚。

对观众而言，容易带入的身份，恐怕是法庭上那些并没有被镜头特写过的面孔模糊的陪审员。观众坐在黑暗的放映厅里，其实与银幕上没有给出清晰面孔的陪审员是一样的，影片给予了观众既在场又可以不在场、既可以表达意见也可以沉默的机会。也就是说，影片让观众拥有了多个角度的介入与评判权利，观众在意识到拥有这一权利时，却发觉自己无法准确表达出自己的倾向与意愿，只能把诠释的权利无条件地交还给创作者。

而创作者对问题婚姻中男女双方的责任追问“一个也不放过”，对冲突过程结束后乃至结局到来时则有着“一声叹息”的总结性，这都显示出《坠落的审判》的根本指向，并非意图在角色中分出对错与胜负，而是想要展示一种表面与内里、浅层与深邃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看不见但无处不在的联系，正是每天困扰人们情感生活的焦虑点。人们深知这些焦虑点的存在，很多时候却无法捕捉到，唯有借助激烈的事件冲突，使得这些焦虑点明朗之后，才能真切地看到问题真相。

在弗洛伊德有关焦虑的三种类型定义中有一种是客体性焦虑，即面对具体可看见或可预料的危险（被伤害或者承担失败的后果）时所产生的焦虑，但《坠落的审判》并没有提供直接触发这种焦虑的机会，因为创作者在故事中采取了“性别倒置”的手法，把过去文艺作品中常见的“坠楼者”（通常为家庭关系中代表弱者的女性），换成了一贯拥有强者定义的丈夫（男性），这样的“性别倒置”导致观众一时无法直观地判断，究竟谁是失败的，谁是被伤害的，包括故事里那些可看见或可预料的危险，其起因都被沉淀到生活湖面下的最底层，需要深挖才可知。

这样的创作设计，也造成了观众焦虑被触发的滞后性。这也是影片公映后，为什么讨论总是偏离电影文本而扩展到更为宽泛的两性话题领域的原因之一，观众很难以片中角色为例，让角色来为自己代言，但如果以群体为观察分析单位，则较为容易找到立场。优秀的创作者，总是能够跳脱出创作上的束缚、限制或者说陷阱，在一个更高的格局里叙事，如果有关《坠落的审判》的讨论，坠入到两性议题的无解层面，那么这部影片的价值无形中会被削弱。